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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对新冠疫病相关知识的认知及心理特点

更新时间:2020-08-07 08:21点击:

摘    要: 目的:调查民众对新冠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的知识掌握度并探讨其心理状况。方法;采用新冠肺炎相关知识量表和抑郁-焦虑-压力量表中文精简版(DASS-21)对674名民众进行问卷调查,采用描述性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社会民众的DASS-21总得分为(15.10±17.11),民众的压力、焦虑及抑郁维度的平均得分分别为(5.96±6.82)分,(4.18±5.39)分及(4.96±6.17)分,新冠肺炎认知总分(75.03±4.61),其中新冠肺炎知识维度总分(31.83±2.60),新冠肺炎预防态度和行为维度总分(43.19±3.60)。新冠肺炎认知总分和DASS-21总分呈负相关(r=-0.096,P=0.012)。结论:新冠肺炎发生后社会民众对其关注度比较高,能够掌握疾病最基本的相关知识和预防措施,绝大部分民众并无严重的情绪问题,但有一部分人处于焦虑和抑郁状态。
 
  关键词: 新冠肺炎; 认知; 心理; 抑郁; 焦虑; 压力;
 
  0、前言
 
  自新冠肺炎爆发以来,疫情快速蔓延到全国各地及海外,它的主要传播途径为呼吸道和接触传播,人群普遍易感[1]。目前已被国家宣布纳入乙类传染病,并按照甲类传染病进预防和管理[2],连动着国际社会的反应,并宣布COVID-19成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3]。有研究表明,各种类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引起个体产生负性情绪,如紧张、焦虑、抑郁等[4],这提示政府和社会部门需及时开展精神卫生保健工作,为在新冠肺炎防疫期间存在心理问题的不同社会群体提供干预指导。本研究通过调查民众对新冠肺炎相关知识的认知以及心理状况,从而为有关部门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策略和干预指导提供参考资料。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于2020年2月5日至2月10日,随机对699名18岁以上的社会民众(非居住在武汉地区民众)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18岁的社区居民,自愿参加,无任何精神疾病,意识清醒。研究对象排除标准为患有任何精神疾病和无意识,及患严重的器质性疾病和其他疾病者。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自制一般人口社会学资料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居住地、文化程度、职业等。
 
  1.2.2 、本研究参考大量文献制定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知识问卷[5]
 
  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Cronbach'sα是0.867,由知识、预防两个维度组成,其中知识维度包含10个条目,预防态度及行为维度包括13个条目。总分范围23-92分,分数越高,表明认知水平越高。在正式调查前实施了小范围的预调查,并对有关条目进行修订。
1.2.3、 抑郁焦虑压力中文简体版(DASS-21)[6]
 
  DASS-21是DASS经过修订的精简版,具有简单易操作的特点。DASS-21由抑郁、焦虑、压力3个分量表组成,共21个条目,每个分量表包含7个条目。采用0~3级评分方式,总分范围0-21分,得分越高,提示负性情绪症状越严重。每个分量表的分数是七个条目的两倍总和。最后参照DASS-21各分量表分级标准(见表1)。
1.3 、统计分析方法
 
  应用SPSS 23.0软件对资料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率(%)进行描述,计量资料采用均数和标准差(±s)进行描述。两个独立组间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多个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COVID-19认知和情绪评定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本次调查共发放699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674份,问卷有效率为96.4%。
 
  2.1 、研究对象基本特征
 
  调查的民众中男性占28.2%,女性占41.8%;年龄为18-65岁,其中18-24岁占62.5%,25-30岁占10.1%,31-40岁占16.9%,40岁以上占10.6%;文化程度中专及以下占16.6%,大专及以上占83.4%;其中在校学生占53.3%,政府/机关干部/公务员占2.1%,专业人员(如医生/记者/老师等)占18.8%,其他职业(工人、企业管理者、自由职业者等)占25.8%;获取新冠肺炎相关知识的主要渠道:线上网络媒体(手机、电脑等)占90.1%,线下渠道(电视、广播、宣传标语)占9.9%;疫情期间最关注的事情:新冠肺炎最新消息占70.5%,工作或学习占8.6%,身体健康(自己、家人、朋友)占15.6%,其它占5.3%。
 
  2.2、 民众压力、焦虑、抑郁得分情况
 
  674名民众的压力、焦虑及抑郁维度的平均得分分别为(5.96±6.82)分,(4.18±5.39)分及(4.96±6.17)分,与量表提供的分级标准相对照发现,本研究调查的民众的压力、焦虑及抑郁得分均在正常范围内。(见表2)
2.3、 民众对COVID-19知识与预防态度及行为的认知(见表3)
2.4 、民众COVID-19认知与压力、焦虑、抑郁的相关性
 
  经Pearson相关分析,COVID-19认知总分和DASS-21总分呈负相关,即COVID-19认知越低,负性情绪症状越严重。(见表4)
 3、 讨论
 
  本次调查表明COVID-19爆发后,引起了社会民众的高度关注,70.5%的民众目前最关心的事情是新冠肺炎最新消息,可能与这次疫情发生较突然、严重危害生命安全,打乱了民众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使得多数民众注意力几乎全部转移到关注疫情上面[7]。90.1%民众获得COVID-19消息的主要渠道是线上网络媒体,一方面现在处于信息化的时代,大部分民众都是使用手机等网络通讯工具,另一方面为了减少普通民众接触或交叉感染的机会,国家和有关部门构建线上医疗平台,让民众可在网上就医和了解最新疫情信息。面对此次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如果权威的媒体把控稍有不慎,谣言和舆论就会引起公众的恐慌和不安[8]。这提示政府部门在疫情防疫期间对媒体作出正确的舆论引导,安抚和减少民众的负面情绪。
 
  本研究结果显示民众的压力、焦虑及抑郁得分均在正常范围内。说明目前社会民众的情绪状态较好,大多数民众能够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疫情,首先说明与政府及时做出的防控措施有关,例如:封锁疫区武汉及周边城市、以最快的速度在疫区武汉建造新的医院、第一时间部署数千名医务人员前往疫区、各级部门积极开展各种防疫宣传活动。另外与政府对疫情信息及时、透明、公开有关,避免了消息的封锁和不实的报道出现,面对严重的疫情,但并没有引起社会民众巨大的负面情绪。
 
  由表3可知民众对COVID-19知识掌握度比较高,预防态度及行为比较积极。说明政府及相关部门宣传工作比较到位。但是部分群众的知识认知和预防态度却比较缺乏,提示政府平时要经常进行突发事件的宣传教育,增强民众的危机意识。
 
  由表4研究结果显示COVID-19认知总分和DASS-21总分呈负相关,其中COVID-19知识认知与抑郁有相关性,从表3可知三个分量表中,焦虑分量表分值高于正常值范围的人数最多为147例(21.9%),抑郁次之为140例(20.8%),压力则为64例(9.5%)。一方面原因可能与COVID-19传染性较强、人群普遍易感、治疗手段尚未明确有关[9],随着疫情的发展,部分民众对不断更新的疫情信息了解不明确,一旦发生疫情波动,可能引起恐慌、焦虑及抑郁等情绪。同时因为疫情原因,民众一直居家隔离不能外出,减少了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可能有些民众心理调节能力有限,会出现负面的情绪。提示政府和社会部门应该采用更为通俗易懂、准确的宣传教育方法对社会民众加强科普教育。
 
  4 小结
 
  本次的新冠肺炎突然爆发,波及范围广、传播速度快,传染性较强,给国家和人民防控和治疗带来极大的挑战。此次严重的疫情会对社会民众带来压力、焦虑、抑郁的情绪,但是大部分公众心理情绪状态处于正常的水平,说明与政府在疫情发生后采取的一系列管控措施有关,让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赖度不断提升,稳定了民心。但提示政府能够进一步发挥社会媒体和医疗机构的积极作用,能够及时、准确、透明地公开疫情动态信息。本研究不足之处调查对象在女性和在校学生人数较多,建议今后针对女性群体做有针对性的心理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J/OL].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1-3[2020-02-14]. http://kns. cnki. net/kcms/detail/11.2787. R. 20200208. 1034. 002. html.
  [2] 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告:2020年第1号[EB/OL].[2020-01-20].
  [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Director-General's remarks at the media briefing on 2019-nC oV on 11 Feb-ruary 2020[EB/OL].(2020-02-11)[2020-02-12]. https://www. who. int/dg/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remarks-at-the-media-briefing-on-2019-ncov-on-11-february-2020.
  [4] Zeng GJ, Peng HP, ZHAO JC, et al. Post-trauma mental health problems ca-nnot be ignored. Pak J Med Sci, 2012, 28(3):567-569.
  [5] Deurenberg-Yap M, Foo LL, Low YY, et al. The Singaporean respons-e to the SARS outbreak:knowledge sufficiency versus public trust[J].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2005, 20(4):320-326.
  [6]龚栩,谢熹瑶,徐蕊,等.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简体中文版(DASS-21)在中国大学生中的测试报告[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 18(4):443-446.
  [7]魏华,李廷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不同人群心理的影响及心理干预的建议[J/OL].儿科药学杂志:1-4[2020-02-29]. http://kns.cnki. net/kcms/detail/50. 1156. r. 20200218. 1651. 001. html.
  [8]王硕,王滨有,宋翠萍,等.民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SARS认知情况的调查[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6, 27(6):503-507.
  [9]詹菁,刘倩,张雨竹,等.新型冠状病毒2019-nC oV的一些初步认识[J/OL].环境化学:1-9[2020-02-29].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1844.X.20200221.1853.002.html.
 
  原文出处:朱杉杉,马安娜,王楠楠,李琼.民众对新冠肺炎的认知与心理状况的研究[J].科技视界,2020(20):13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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