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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炎症指数与代谢性疾病关系的研究进展

更新时间:2021-08-05 08:24点击:

  摘    要:系统性慢性炎症在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肿瘤等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膳食是调节机体炎症状态的重要因素之一。膳食炎症指数(DII)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评估个体膳食的炎性潜能的工具,其与代谢性疾病的关系研究资料日益增多。DII基于1950-2014年发表的关于膳食成分与炎症相关的文献,根据膳食成分对6个炎性分子标志物:IL‑1β、IL‑4、IL‑6、IL‑10、TNF‑α和C反应蛋白的影响对文献评分,并依据建立的一个来自四大洲11个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全球性食物和营养素比较数据库,衡量个体膳食中45种促炎或抗炎食物组分的摄入水平,获得个体最终DII评分。本文就DII的建立、计分方法及其与心血管代谢性疾病、糖尿病、肿瘤等常见代谢性疾病的关系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关键词:膳食炎症指数 代谢性疾病 心血管代谢性疾病 糖尿病 肿瘤
  
  Advances in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etary inflammatory index and metabolic diseases
  
  Zhu Sirui Chong Feifei Xu Hongxia
  
  Department of Clinical Nutrition, Daping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Chronic systemic inflamm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tabolic diseases such as cardiovascular metabolic diseases, diabetes,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and cancer. Die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regulates body′s inflammatory status. In recent years, a literature-derived, population-based dietary inflammatory index(DII) was developed to provide a tool that could be used to assess the inflammatory potential of an individual′s diet. A large body of research has thus recently emerged about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DII and the risk of metabolic diseases. The DII wa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on dietary composition and inflammation published between 1950 and 2014. Articles were scored according to their effects on six inflammatory biomarkers: IL-1β, IL-4, IL-6, IL-10, TNF-αand C-reactive protein. According to a composite global database of foods and nutrients consumption from 11 representative countries on four continents, individuals′ intakes to be expressed relative to the range of intakes of the forty-five food parameters, then the final DII score were calculated. In this review, we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and scoring of the DII, as well as recent advances in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I and metabolic diseases such as cardiovascular metabolic diseases, diabetes, and cancer.
  
  Keyword:Dietary inflammatory index; Metabolic disease; Cardiovascular metabolic diseases; Diabetes; Tumor;
  
  心脑血管疾病、肿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全球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1]。肥胖、代谢综合征、心脑血管代谢性疾病、糖尿病等是常见的代谢性疾病,近年来肿瘤也被认为是一种代谢性疾病[2]。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系统性慢性炎症在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3,4]。除慢性感染、体力活动少、环境污染等因素外,膳食与慢性系统性炎症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不恰当的膳食结构或膳食模式可能是导致机体系统性慢性炎症的重要诱因[5]。那么,如何评价某种膳食成分对机体炎症状态的可能影响?不同炎性潜能的膳食成分与代谢性疾病的关系究竟如何?本文就目前相关研究进展展开综述。
  
  1 膳食炎症指数
  
  1.1 膳食炎症指数的建立
  
  膳食炎症指数(dietaryinflammatory index,DII)是由南卡罗来纳大学的流行病专家Hébert JR课题组于2009年首次提出的一种评估个体膳食炎性潜能的工具[6]。DII是基于1950—2007年发表的关于膳食成分与炎症相关的文献,设计的一种评估个体膳食炎性潜能的连续性指标。2014年,在第一代DII改良的基础上,改进评分系统、更新检索文献,形成一个来自四大洲11个代表性国家的全球性食物和营养素比较数据库,建立了第二代DII[7]。
  
  基于既往对于膳食成分与炎症标志物相关性的研究,纳入DII评分系统的膳食成分既包括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总脂肪、胆固醇、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叶酸、维生素C、维生素B6、维生素B12、烟酸、铁、镁等传统意义的营养素,也包括了洋葱、大蒜、姜、藏红花、姜黄、β‑胡萝卜素、丁香油酚等植物性食物以及植物化合物,还包括了乙醇、咖啡因等膳食成分一共45种[7]。同样基于膳食成分与炎症标志物的相关研究,纳入的反映膳食成分对炎症状态影响的血清标志物有6种:白介素‑1β(interlukin‑1β,IL‑1β)、白介素‑4(interlukin‑4,IL‑4)、白介素‑6(interlukin‑6,IL‑6)、白介素‑10(inter‑lukin‑10,IL‑10)、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和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其中IL‑1β、IL‑6、TNF‑α和CRP是促进炎症的标志物,IL‑4和IL‑10是抑制炎症的标志物。如果文献报道某膳食成分能显著提高IL‑1β、IL‑6、TNF‑α和CRP的水平,或明显降低IL‑4和IL‑10水平,则该膳食成分的作用是促进炎症,赋予该文献“+1”评分;反之,则该膳食成分的作用是抑制炎症,赋予这该文献“-1”评分;如果文献报道某膳食成分对6种炎症标志物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则该膳食成分对炎症状态无明显作用,赋予该文献“0”评分。如果有文献报道某膳食成分对炎症标志物的影响既有促炎作用,也有抑制炎症作用,那么这篇文献既要赋予“-1”评分并纳入抑制炎症的文献总数统计当中,同时还要赋予“+1”评分并纳入促进炎症的文献总数统计当中。
  
  1.2 DII的计分方法
  
  饱和脂肪是膳食中常见的促炎成分,以饱和脂肪为例来说明具体的某种膳食成分的DII评分计算步骤和方法。首先是对于检索到的关于饱和脂肪影响炎症的35篇研究文献按照其研究设计分类情况,赋予的不同加权值(表1),进而计算出其总加权值(表2),得到促炎作用文献的加权值97、抑炎作用文献的加权值9和无炎性作用文献的加权值99,三者相加得到总加权值205;三类文献的加权值分别除以总加权值205,再分别乘以各自的赋分值“+1”“-1”和“0”,得到促炎效应、抑炎效应、无炎性效应的评分值分别为0.473、-0.044、0,最后三者相加即为饱和脂肪的原始DII评分0.429。
  
  原始DII评分需要经过校正,其过程如下:根据45种膳食成分影响炎症研究的纳入文献加权值对每一种膳食成分的原始DII评分进行校正,得到其总体DII评分,以各膳食成分的纳入文献加权值的中位数236作为切点,对于膳食成分的文献加权值在236及以上的不需要进行调整,其原始DII评分为总体DII评分;对于文献加权值<236的膳食成分先用其加权值除以236,然后再乘以该膳食成分的原始DII评分,所得新的校正值为该膳食成分的总体DII评分。例如上述饱和脂肪的文献加权值205<236,故饱和脂肪的总体DII评分:205/236×0.429=0.373。以此类推,可得到所有45种膳食成分的总体DII评分(具体数据略,详见表2)。
  
  表1 不同设计类型研究文献的加权值[7,8]
  
  表2 饱和脂肪对炎症影响研究的文献加权值[7,8]
  
  在计算个体膳食的DII评分时先采用24 h膳食回顾法、食物频数问卷调查等膳食调查方法获得其膳食中的上述45种膳食成分的日平均摄入量,再通过与膳食成分的全球日平均摄入量、标准差进行比较,计算出每一种膳食成分的Z评分=(某膳食成分的日平均摄入量-某膳食成分的全球日平均摄入量)/某膳食成分的全球摄入量标准差,而后将Z评分转换为百分位数值,再采用百分位数值加倍后减去“1”进行中心化处理(取值从-1到+1,以0为中心),最后将中心化处理所得数值乘以该膳食成分的总体DII评分,从而得到某个体膳食中该膳食成分的总体DII评分。假如某个体膳食中的饱和脂肪日均摄入量为36.6 g,通过查表(具体数据详见参考文献7中的表2)可知全球的饱和脂肪平均摄入量、标准差分别为28.6 g、8.0 g,那么饱和脂肪的Z评分=(36.6-28.6)/8.0=1,Z=1转换为百分位的数值是84%,中心化处理后的数值为:0.84×2-1=0.68,则该个体膳食中的饱和脂肪的总体DII评分=0.68×0.373=0.25。以此类推,再计算出该个体膳食中的其他44种膳食成分的总体DII评分。最后,将计算出的45种膳食成分的总体DII评分进行累加,从而得到该个体膳食的DII总评分,得到的DII总评分数值大于0、等于0、小于0分别代表该膳食为促炎膳食、无炎性作用膳食、抑炎膳食。
  
  2 DII与代谢性疾病的关系
  
  膳食作为人体终身暴露的重要环境因素之一,对机体健康会产生重大影响,因而早在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就把合理膳食作为健康维护和促进的四大基石之一。系统性慢性炎症在肥胖、代谢综合征、心血管代谢性疾病、糖尿病、肿瘤等当前威胁人类健康的最主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而膳食因素又是机体系统性炎症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DII作为一种新的膳食炎性潜能评估工具自诞生以来,有关DII与一些常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尤其是与肿瘤、心血管代谢性疾病、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相关研究报道较多。
  
  2.1 DII与心血管代谢性疾病的关系
  
  迄今为止,已有较多关于DII与心血管代谢性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CVD)关系的流行病学研究报道,尤其是队列研究报道居多。2003—2010年在西班牙中老年高风险人群中进行的PREDIMED队列研究结果显示,心肌梗死、卒中等CVD的发生风险比(hazard ratio,HR)随DII评分等级的增加而升高:HRQ2=1.42(95%CI=0.97~2.09);HRQ3=1.85(95%CI=1.27~2.71);HRQ4=1.73(95%CI=1.15~2.60),提示促炎膳食与CVD发生风险增加密切相关[8]。另一项以大学毕业生为研究人群的西班牙大型SUN队列研究结果显示,CVD发生风险随DII评分的增加而显著升高(P=0.017),高DII评分CVD发生风险是低DII评分的2.03倍(95%CI=1.06~3.88)[9]。在法国完成的SU.VI.MAX队列研究结果显示,高DII评分心肌梗死的风险是低DII评分的2.24倍(95%CI=1.08~4.67),提示促炎膳食会增加部分类型的CVD发病风险[10]。新近在韩国完成的一项大型Ko GES_HEXA队列研究结果显示,在男性人群中高DII评分发生CVD风险是低DII评分的1.43倍(95%CI=1.04~1.96),而在女性人群未观察到该差异(HRQ5=1.19,95%CI=0.85~1.67),提示促炎膳食增加CVD发生风险可能与性别有关联[11]。此外,一些病例对照研究结果也表明DII评分与心肌梗死等CVD发生风险有密切关联[12,13]。一项在伊朗完成的横断面调查研究结果显示,DII评分四分位的最高分位CVD发生风险是最低分位的1.4倍(OR=1.4,95%CI=1.1~1.8);韩国进行的一项横断面的男性人群中表现出相同的趋势,但在女性人群中尚无相似发现[14,15]。
  
  虽然现有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大部分都是支持DII评分与CVD发生风险密切有关这一结论的,尤其是在男性人群中,但也有部分研究结果与此结论并不一致。一项在伊朗中年人群中进行的队列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在男性还是女性中,DII评分与总CVD事件、心肌梗死、稳定型心绞痛、不稳定型心绞痛等发生风险均无明显相关性[16]。Vissers LE等[17]在澳大利亚女性中进行的一项队列研究结果表明,DII评分与总CVD、卒中、缺血性心脏病或脑血管代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之间均没有显著的统计学关联,且韩国的一项队列研究结果与此类似[11]。此外,一项在消防员中进行的横断面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以超敏C反应蛋白(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hs‑CRP)作为CVD风险预测指标,DII评分与CVD发生风险无明显相关[18]。尽管目前关于DII评分与CVD发生风险及其死亡率的相关性研究结果仍有存在不一致的问题,但已有荟萃分析的结果仍表明,较高的DII评分是CVD发生以及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19,20]。
  
  2.2 DII与2型糖尿病的关系
  
  慢性炎症与胰岛素抵抗、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的关系十分密切[21,22],近年来陆续有关注DII与T2DM关系的研究发表。一项在墨西哥城成年人群(20~69岁)中进行的横断面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全人群中DII评分五分位的最高分位T2DM发生风险是最低分位的3.02倍(OR=3.02,95%CI=1.39~6.58),而在55岁以上年龄组人群中DII评分的最高分位T2DM发生风险则是最低分位的9.77倍(OR=9.77,95%CI=3.78~25.50),提示促炎膳食与成年人T2DM发生风险增加密切有关,尤其是在年龄更大的人群中[23]。美国进行的一项回顾性横断面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患有T2DM和未患T2DM调查对象的平均DII评分分别为0.79、0.50(P=0.0098);糖化血红蛋白(glycated hemo‑globin,Hb A1c)>9%的调查对象DII评分明显高于Hb A1c 6.5%~9.0%以及Hb A1c<6.5%的调查对象(1.37比0.54,P=0.0002;1.37比0.50,P<0.0001);DII评分每增加1分患T2DM风险增加13%;在T2DM患者中,DII每增加1分,Hb A1c>9%的风险增加43%,提示DII评分与T2DM发生风险及其严重程度密切有关[24]。在南非黑人中年女性人群中进行的横断面调查发现,DII评分与T2DM发生风险密切相关,且促炎膳食增加T2DM风险可能是由肥胖尤其是中心型肥胖介导的[25]。法国的一项大型女性人群前瞻性研究(如队列研究)同样发现,抗炎膳食与T2DM低发生风险密切有关,且抗炎膳食降低T2DM风险可能是由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介导的[26]。此外,一项在伊朗女性中进行的病例对照研究发现,DII评分较高者其妊娠糖尿病患病风险增加(OR=1.20;95%CI=0.94~1.54)[27]。
  
  总体来说,目前关于DII与T2DM关系研究尤其是大样本队列研究报道还不多,但现有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DII评分与T2DM发生风险相关。
  
  2.3 DII与肿瘤的关系
  
  Hébert JR课题组建立DII的初衷就是为了研究不同炎性潜能的膳食与癌症的关系,因此DII自提出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膳食与各种癌症的关系研究当中,其中关于结肠癌、前列腺癌、乳腺癌、上消化道肿瘤等与DII相关性的报道较多。
  
  2.3.1 DII与结直肠癌
  
  众所周知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与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的关系异常密切,炎症在CRC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28],而膳食因素又是影响CRC发生风险的重要因素之一[29],因此关于不同炎性潜能的膳食与CRC的关系研究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Shivappa N等[30]报道的一项在55~69岁的绝经女性中进行的队列研究结果显示,以DII作为连续变量进行分析时,DII评分每增加1分,CRC发生风险增加7%;以DII评分作为分类变量进行五分位分析时,最高分位的CRC风险是最低分位的1.20倍(HRQ5=1.20,95%CI=1.01~1.43),提示促炎膳食增加CRC发生风险。随后他们又在另外两项绝经后女性中进行的队列研究发现,促炎膳食增加CRC发生风险,尤其是近端结肠癌,但DII评分与远端结肠癌和直肠癌发生风险无统计学差异,这可能与样本量偏少有关[31,32]。此外,还有两项大型的队列研究结果也表明,DII评分或能量校正后的DII评分(en‑ergy‑adjusted DII,E‑DII)与CRC发生风险密切相关,尤其是在男性中更为显著[33,34]。除队列研究外,Hébert JR课题组还就DII与CRC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病例对照研究。一项来自意大利的病例对照研究结果显示,以DII作为连续变量进行分析时,DII评分每增加1分,CRC发生风险增加13%;以DII评分作为分类变量进行五分位分析时,最高分位的CRC发生风险是最低分位的1.55倍(ORQ5=1.55,95%CI=1.29~1.85)[35]。在约旦进行的病例对照研究结果显示,DII评分三分位的最高分位CRC发生风险是最低分位的2.13倍(ORQ3=2.13,95%CI=1.23~3.72)[36]。在中国广州进行的病例对照研究结果显示,E‑DII分位最高者的CRC发生风险是最低分位的1.4倍(OR=1.40,95%CI=1.16~1.68)[37]。该课题组在伊朗进行的病例对照研究同样表明,最高分位E‑DII评分较最低分位明显增加CRC和结直肠腺瘤性息肉(colorectal adenomatous polyps,CAP)的发生风险,OR分别为5.08(95%CI=2.70~9.56)和2.33(95%CI=1.30~4.02)[38]。
  
  综上分析,现有的关于DII与CRC关系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较高的DII或E‑DII评分会增加CRC的发生风险。鉴于目前关于DII与CRC关系的研究资料积累较多,近年有多位学者先后对此进行了荟萃分析。Shivappa N等[39]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最低DII评分类别的个体,最高DII评分类别的个体其CRC发生风险显著增加(RR=1.40,95%CI=1.26~1.55,P<0.001)。Zhang C等[40]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最高DII评分类别的个体相较最低DII评分类别的个体,CRC、结肠癌、直肠癌发生风险增加(RR=1.43,95%CI=1.25~1.63;RR=1.37,95%CI=1.16~1.62;RR=1.44,95%CI=1.23~1.69);且无论是队列研究还是病例对照研究的结果均显示DII评分与CRC发生风险的关联性具有统计学意义。李晓玲等[41]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最高DII评分的个体与最低DII评分的个体相比较,CRC的患病风险增加(OR=1.43,95%CI=1.28~1.60)。
  
  2.3.2 DII与前列腺癌
  
  有关DII与前列腺癌的关系近10年也有大量报道,尤其是病例对照研究报道较多,且都是由Hébert JR课题组在全球不同的国家开展。在意大利进行的研究结果显示,以DII作为连续变量进行分析时,DII评分每增加1分,前列腺癌的发生风险增加6%(OR=1.06,95%CI=1.00~1.13);以DII评分作为分类变量进行四分位分析时,三分位、四分位的前列腺癌风险分别是最低分位的1.32倍(ORQ3=1.32,95%CI=1.03~1.69)、1.33倍(ORQ4=1.33,95%CI=1.01~1.76)[42]。在伊朗进行的研究结果显示,DII评分大于0.23的个体较DII评分小于或等于0.23的个体,前列腺癌发生风险显著增加2.96倍(OR=3.96,95%CI=1.29~12.16,P=0.02)[43]。在牙买加进行的研究结果显示,最高DII评分类别的个体较最低DII评分类别的个体其前列腺癌发生风险增加1.39倍(OR=2.39,95%CI=1.14~5.04,P=0.08)[44]。在加拿大进行的研究结果显示,以DII作为连续变量进行分析时,DII评分每增加1分,前列腺癌的发生风险增加0.58(OR=1.58,95%CI=1.05~2.38);以DII评分作为分类变量进行分析时,最高DII评分类别的个体比最低DII评分类别的个体的前列腺癌发生风险增加了2.5倍(OR=3.50,95%CI=1.25~9.80,P=0.02)[45]。在阿根廷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以DII评分作为分类变量进行三分位分析,DII评分最高的三分位个体较最低的一分位个体发生前列腺癌风险增加(ORQ3=1.50,95%CI=1.24~1.80)[46]。以上来自不同国家的病例对照研究结果一致表明,较高的DII评分与前列腺癌风险增加有关。
  
  迄今为止,关于DII与前列腺癌关系的队列研究只有3项。一项在法国进行的队列研究结果显示,以DII评分作为分类变量进行四分位分析时,最高分位的前列腺癌发生风险是最低分位的2.08倍(HRQ4=2.08,95%CI=1.06~4.09),提示促炎膳食与前列腺风险增加有关[47]。一项在越南老年男性(64~75岁)中进行的小型队列研究结果显示,以DII评分作为分类变量进行三分位分析时,中等分位、最高分位的个体发生前列腺癌风险分别是最低分位的2.63倍、3.35倍(ORQ2=2.63,95%CI=1.61~4.37;ORQ3=3.35,95%CI=2.06~5.53;P<0.01)[48]。在美国加州进行的队列研究结果显示,以E‑DII评分作为分类变量进行四分位分析时,三分位的个体较最低分位的个体发生前列腺癌风险显著增加(HRQ3=1.36,95%CI=1.04~1.76),但最高分位的个体较最低分位的个体发生前列腺癌风险却无明显差异(HRQ4=0.99,95%CI=0.74~1.32,P=0.74),提示促炎膳食与前列腺癌风险的关系是非线性的[49]。显而易见,关于DII与前列腺癌的关系还需要更多的队列研究结果来支持。
  
  基于DII与前列腺癌关系研究报道的不断增多,新近学者先后对这些研究结果进行了荟萃分析。Mohseni R等[50]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以DII作为连续变量进行分析时,DII评分每增加1分,前列腺癌的风险增加9%;以DII作为分类变量进行分析时,DII评分最高较DII评分最低的前列腺癌发生风险增加了0.74(RR=1.74,95%CI=1.24~2.43)。最近发表的一项荟萃分析结果显示,以DII作为连续变量进行分析时,DII评分每增加1分,前列腺癌的发生风险约增加10%;以DII作为分类变量进行分析时,DII评分最高较DII评分最低的前列腺癌发生风险明显增加了0.73(OR=1.73,95%CI=1.34~2.23)[51]。2.3.3 DII与乳腺癌乳腺癌作为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膳食因素、慢性炎症与其关系非常密切。目前已有一些关于DII与乳腺癌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报道。Huang WQ等[52]在中国进行的一项病例对照研究结果显示,以DII作为连续变量进行分析时,DII评分越高,患乳腺癌的风险越高(OR=1.40,95%CI=1.25~1.39);以DII评分作为分类变量进行四分位分析时,四分位的乳腺癌风险是最低分位的2.28倍(ORQ4=2.28,95%CI=1.71~3.03)。在意大利进行的病例对照研究结果显示,以DII作为连续变量进行分析时,DII评分每增加1分,乳腺癌的风险增加9%(95%CI=1.05~1.14);以DII评分作为分类变量进行五分位分析时,二分位、三分位、四分位和五分位的乳腺癌风险分别是最低分位的1.33倍(95%CI=1.11~1.59)、1.37倍(95%CI=1.13~1.66)、1.41倍(95%CI=1.15~1.73)和1.75倍(95%CI=1.39~2.21)[53]。一项在伊朗进行的病例对照研究结果显示,以DII评分作为分类变量进行四分位分析时,上四分位较下四分位的乳腺癌发生风险显著增加(ORQ4=2.64,95%CI=1.12~6.25,P=0.01);进一步以月经状态进行分层分析时发现,在绝经前女性中较高的DII评分与乳腺癌风险增加明显相关(ORQ4=5.51,95%CI=1.45~20.93,P=0.005),但在绝经后女性中DII评分与乳腺癌发生风险无相关性[54],另有一项同样来自伊朗的病例对照研究结果与此类似[55]。
  
  目前关于DII与乳腺癌的关系研究,除上述病例对照研究外,尚有一些队列研究报道。Shivappa N等[56]在瑞典女性中进行的一项大型队列研究结果显示,以DII评分作为分类变量进行四分位分析时,最高四分位较最低四分位的乳腺癌发生风险增加(HRQ4=1.18,95%CI=1.00~1.39),而且DII与乳腺癌风险的相关性在绝经后女性中更强(HRQ4=1.22,95%CI=1.01~1.46)。他们在另外一项绝经后女性中进行的队列研究结果显示,以DII评分作为分类变量进行三分位分析时,最高三分位较最低三分位的乳腺癌发生风险增加(HRQ3=1.11,95%CI=1.00~1.22),而且DII与乳腺癌风险的相关性在肥胖者中更强(HRQ3=1.35,95%CI=1.10~1.66)[57]。Tabung FK等[58]在绝经后女性中进行的一项队列研究结果表明,DII评分与总体乳腺癌发生风险无明显相关性,但与一些乳腺癌亚型如雌激素受体阴性或孕激素受体阴性乳腺癌存在非线性的相关性。此外,他们的另一项队列研究结果显示,以DII评分作为分类变量进行五分位分析时,DII评分与总体乳腺癌发生率无明显相关性(HRQ5=0.99,95%CI=0.91~1.07,P=0.83),但促炎膳食可明显增加死于乳腺癌的风险(HRQ5=1.33,95%CI=1.01~1.76,P=0.03)[59]。一项在西班牙女性大学毕业生中进行的队列研究结果显示,以DII评分作为分类变量进行四分位分析时,不同等级DII评分的乳腺癌发生风险无明显差异(HRQ4=1.44,95%CI=0.76~2.72,P=0.34)[60]。
  
  综上分析,目前关于DII与乳腺癌关系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因而有必要对现有研究结果进行荟萃分析。Wang L等[61]对发表于2017年12月12日前的7项研究结果(其中3项为病例对照研究,4项为队列研究)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DII评分最高个体较最低个体的乳腺癌风险增加25%(RR=1.25,95%CI=1.09~1.44,P<0.01),进一步的分层分析表明DII评分与乳腺癌的相关性在绝经后女性(RR=1.15,95%CI=1.02~1.30,P=0.020)、病例对照研究(RR=1.68,95%CI=1.13~2.49,P=0.010)、亚洲女性(RR=2.30,95%CI=1.70~3.12,P=0.0031)、欧洲女性(RR=1.26,95%CI=1.01~1.58,P=0.0477)中依然存在。由此可见,关于DII与乳腺癌的关系还需要继续加强队列研究。
  
  在DII与肿瘤的关系研究当中,除CRC、前列腺癌、乳腺癌外,DII与喉癌、鼻咽癌、口腔癌、咽喉癌、食管癌、卵巢癌和子宫内膜癌等肿瘤的关系研究亦有报道。总体上讲,较高的DII评分与大部分不同器官来源的肿瘤发生风险增加有关,即促炎膳食会导致大多数肿瘤的发生风险升高[60]。因此,抗炎膳食可能是降低肿瘤发生风险的重要措施之一。
  
  3 小结与展望
  
  CVD、T2DM、肿瘤等代谢性疾病已成为当前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慢性疾病,而系统性慢性炎症在这些代谢性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也已达成共识,本文综述了近年来有关评价膳食炎性潜能的DII评分与这些代谢性疾病关系的研究进展,结果表明较高的DII评分与CVD、T2DM和一些常见肿瘤的发生风险增加明显相关,这一初步结论为抑炎膳食降低代谢性疾病发生风险提供了科学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关于DII作为一种新型的膳食炎性潜能评价工具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首先,目前纳入炎性潜能评价的膳食成分仅有45种,显然这45种成分并未完全覆盖当前全球主流膳食类型中的所有膳食成分,今后还要对其他膳食成分对机体炎症状态的影响进行深入系统研究,进而逐步完善DII评分的膳食成分数据库。其次,在计算个体膳食的DII评分时,通常采用的24 h膳食回顾调查、食物摄入频率法等膳食调查方法容易出现回顾性偏倚,从而导致DII评分不准确,今后在评估个体膳食的DII评分时必须考虑如何进一步提高膳食调查结果的准确性。此外,目前有关DII评分与代谢性疾病的关系研究结果都是基于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横断面研究等流行病学研究获得的,今后除了进一步加强大型前瞻性研究(如队列研究)外,还应逐步开展现场干预试验研究,从而为明确DII与代谢性疾病的关系提供更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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